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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显示文摘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朱军 许志伟 | 2018 | 经济研究2018,53,1: | 76 |
| 2 | 财政整顿、“双支柱”政策与最优政策选择显示文摘政府债务的应对规则及其背后的金融风险问题,在现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往往被忽视。基于经典的NK-DSGE模型,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整顿特征纳入到金融系统中,通过一般均衡的视角讨论经济政策的宏观效应,进而讨论不同政府宏观管理目标下的最优政策选择。研究发现:中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显著。然而,政府债务规模增加,不仅造成财政空间缩减,抑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影响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财政整顿规则能够减弱扩张性财政支出的负面效应,提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宏观审慎双支柱+财政整顿政策'不仅继承了原有'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的优势,同时还能充分利用经济周期性上行,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确保赤字和债务进入稳定的下行通道,预留财政空间;'宏观审慎双支柱+财政整顿政策'组合显著优于'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表明仅仅依靠宏观审慎工具来解决金融不稳定可能还不够谨慎;设置纳入财政整顿特征的'大宏观审慎政策',将消除或减弱经济摩擦对经济的扭曲,使经济达到有效均衡状态,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 朱军 李建强 张淑翠 | 2018 | 中国工业经济2018,0,8: | 69 |
| 3 | 房产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来自重庆和上海的经验证据显示文摘如何开征房产税是亟待解决的一道现实难题。与以往注重房产税能否抑制房价、调节收入分配等研究不同,本文重点关注房产税能否有效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功能。本文利用2011年重庆和上海房产税改革试点事件作为自然实验,引入项目评估中新近发展的合成控制法,客观评估房产税政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房产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为房产税征收方案设计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显示:在房价水平相对较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重庆开征一定强度的房产税,对工业、服务业的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均具有'促增作用',这种'促增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总体表现为有效促进了产业转入。然而,在房价已经很高、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上海开征强度较低的房产税,却降低了工业和服务业的相对产值,增加了服务业的相对就业率,没有改变已经形成的产业转出态势,但也没有达到'腾笼换鸟'的理想预期。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的房产税政策设计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地区,房产税的征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效果有很大差异,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房产税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刘友金 曾小明 | 2018 | 中国工业经济2018,0,11: | 67 |
| 4 | 农村基础设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与非农就业显示文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其核心推动力主要有二:一是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二是规模空前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考证农村基础设施对非农就业的综合影响,本文首先借助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对各种农村基础设施影响非农就业的微观机制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主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如诊所等),能够阻碍农民从事非农就业;主要提升劳动力交易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灌溉等,能够促进非农就业;随着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农村基础设施促进非农就业的作用增加。进一步地,以上述结论作为微观基础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在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的宏观背景下,整体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能够促进非农就业,并且这种作用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并强化。本文结论表明,为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是重中之重。 | 骆永民 骆熙 汪卢俊 | 2020 | 管理世界2020,36,12: | 65 |
| 5 | 中国存在财政规则吗?显示文摘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利用贝叶斯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我国财政规则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并分析其效果,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完全规则或完全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调整方式在我国并不存在,但规则性确实可以对我国财政政策起到重要解释作用,规则性解释了政府投资变动的大部分,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约50%,以及政府一般性支出和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一部分。(2)国外假设财政规则为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规模调整的情形不能最好地切合我国实际,本文发现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赤字调整的财政规则更切合我国实际情况。(3)财政规则具有政府界别特征,温家宝为政府总理时,政府投资和税收政策的规则性都较强。(4)依据规则调整的财政政策使得经济系统面临技术冲击时波动性加大。(5)提高财政政策的规则性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 | 张佐敏 | 2014 | 管理世界2014,30,5: | 54 |
| 6 | 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宏观政策传导研究显示文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SGE模型,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通过数理建模、脉冲响应分析与仿真模拟的技术手段,分有零利率下限约束与无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对比研究了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成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实施效果。结论显示: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经济会出现剧烈波动;无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模型不能充分描绘真实的金融危机状况与政策效果;在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超低利率环境中,常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进一步降低,而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非常稳定,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 马理 娄田田 | 2015 | 经济研究2015,50,11: | 47 |
| 7 | 财政政策波动性与财政规则:基于开放条件DSGE模型的分析显示文摘本文定量测度了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构建了开放条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宏观影响与微观机理,并从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视角考察财政规则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存在较大波动性;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通过预期渠道导致总产出、消费、投资、出口和劳动雇佣等下滑及价格上涨;封闭条件会低估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开放条件下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金融摩擦会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的影响;在不同的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总产出、投资和私人消费均产生负效应。不同财政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从总产出和私人消费角度看,在基准财政规则下,财政波动性的负效应最小。 | 王立勇 纪尧 | 2019 | 经济研究2019,54,6: | 43 |
| 8 |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包含投入产出结构DSGE模型的分析显示文摘本文建立了一个含有投入产出框架的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消费型与投资型支出对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引入投入产出结构后,财政扩张将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与部门间联动(co-movement)效应;第二,相比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政府支出乘数更大,对消费与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小;第三,政府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型与消费型支出将产生更强的乘数效应;第四,无论对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政府投资型支出的乘数效应均大于消费型支出。 | 张开 龚六堂 | 2018 | 管理世界2018,34,6: | 36 |
| 9 | 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显示文摘新常态下,中国税收收入增速趋缓,财政支出需求却在刚性增长。双重压力下,政府在决定宏观税负水平时,面临着'盯住税负稳定'、'盯住支出需求',还是同时兼顾这两者的'盯住双重目标'等多种政策选择。在扩展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分析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发现,宏观税负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宏观税负政策偏向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和趋于稳态所需时间存在显著差异。'盯住双重目标'模式较好地融合了税收政策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效应,表现出更好的稳定效应。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事实上实行的正是更加偏向于支出需求增长的'盯住双重目标'模式。 | 杨灿明 詹新宇 | 2016 | 中国社会科学2016,,4: | 34 |
| 10 | 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发展不平衡视角显示文摘为了厘清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机理、揭示财政政策工具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本文构建考虑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了外生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就业、工资水平以及收入再分配的动态效应;模拟了'减税降费、惠及民生'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研究发现:财政收入政策方面,消费和劳动减税具有优化消费结构、刺激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而资本减税对于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反作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增加投资性支出可在短期优化消费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增加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在短期提高了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但未发现缩小收入差距的长期效应。 | 白仲林 尹彦辉 缪言 | 2019 | 经济学动态2019,,2: | 34 |
| 11 | 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异质性家庭NK-DSGE的模拟分析显示文摘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厂商、政府和中央银行四部分的小型封闭经济的NK-DSGE模型,研究了两类家庭消费税、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五种税收政策冲击对产出、两类家庭收入及其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上升使产出下降、家庭收入先减少再增加、收入差距缩小;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下降使产出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所得税下降使产出增加、家庭收入先增加后减少、收入差距扩大;资本所得税与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与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税的政策作用效果方向一致,但资本和企业所得税的效果更显著。由结构性减税的税收政策组合分析可知,税种及其变化幅度直接决定政策作用效果。因此,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兼顾其作用方向、作用强度和作用时效,审慎选择。 | 刘海波 邵飞飞 钟学超 | 2019 | 财政研究2019,0,3: | 30 |
| 12 | 财政扩张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同研究显示文摘本文在DSGE框架下对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宏观审慎政策无法配合货币政策实现通胀、产出和信贷的稳定,只能采用财政政策应对经济衰退;在财政扩张背景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非合作模式会带来更好的政策效果,两个政策并不应该局限于简单的统筹协作关系,而是应该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对方的政策行为。宏观审慎政策会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但能够增加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由于财政政策不连续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在构建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时,除了考虑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外,还应该让财政当局参与到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中来。 | 卜林 郝毅 李政 | 2016 | 南开经济研究2016,,5: | 25 |
| 13 | 财政政策DSGE模型中国化构建及其应用显示文摘事前模拟经济对财政政策变化的反应是检验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国外经典模型的改进,并引入系统财政规则,构建更符合中国现实的财政政策DSGE模型。在有效税率估算校准与参数贝叶斯估计的基础上,给出了政策模拟检验应用示例。研究结果显示,税率冲击效应模拟是税制改革实验的有效方法,资本税率可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当前增加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 | 肖尧 牛永青 | 2014 | 统计研究2014,31,4: | 24 |
| 14 |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与搭配研究显示文摘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的框架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搭配效应。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贝叶斯'估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情景下的财政政策效应及其整体的经济波动效应,研究发现: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的经济效应较为相似;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通货膨胀和债务水平的影响有明显差异;货币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大于财政政策的效果。 | 朱军 | 2014 |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29,4: | 16 |
| 15 | 财政自动稳定器有效性测定:来自中国的证据显示文摘本文构建了嵌入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剖析了财政自动稳定器和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对稳定经济的四种作用机制:边际激励机制、可支配收入机制、再分配机制以及预防性储蓄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税收体系、转移支付、生产性财政支出、全部财政稳定政策集成体系四个视角,考察了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研究发现:减税有助于稳定经济波动,尤其是减比例税,但减税的经济稳定效应弱于转移支付;生产性财政支出的经济稳定效应最强,但容易造成过度投资;由于中国税收体系不完善,个税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产生福利扭曲效应;全部财政稳定政策集成体系的经济稳定效应优于单一财政政策。 | 张杰 庞瑞芝 邓忠奇 | 2018 | 世界经济2018,41,5: | 15 |
| 16 | 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显示文摘本文将消费税、投资补贴、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及投资补贴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减少资本收入税的作用力度最大,但可能使经济大幅波动;减少劳动收入税,可对经济起到微调作用;增加投资补贴在刺激投资的同时却抑制消费;减少消费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本文在构建模型时还将政府支出引入了生产函数,认为其亦具有生产性,并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入效应'。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结构性减税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必要的,两者都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对债务或赤字的调控则应具有长期视角。 | 卞志村 胡恒强 | 2016 | 金融评论2016,8,4: | 14 |
| 17 | 银行全球化、金融加速器与国际经济风险传导——基于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文摘本文将家庭-银行-企业信贷链和金融加速器引入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在利用中、美两国数据估计模型的基础上考察跨国银行在国际经济风险传导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以外国技术冲击为代表的实际冲击和货币政策引起的名义冲击会引起国内产出波动,其变动方向与外国产出变化方向一致;外国银行净资产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强度高于货币政策冲击与技术冲击,同时这种冲击具有高持续性特征。随着跨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占比增加,本国经济体对外部经济冲击的吸收力度和反应强度都在加大。福利分析表明,考虑本国银行海外融合程度和汇率的货币政策对平抑通胀和利率波动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本文的研究从数量上证实了银行的国际融合是传导外部经济波动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结构换挡、降低金融杠杆的背景下,政策当局应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防范内外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权衡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 | 韩晓峰 陈师 | 2018 | 财经科学2018,0,4: | 9 |
| 18 | 金融冲击、企业生存状况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显示文摘已有的NKMP-DSGE模型将企业数量看做固定的常数,这与现实经济中企业进入和退出不断发生的事实不符。本文基于包含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金融冲击NKMP-DSGE模型考察了金融冲击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显著支持了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模型比较的结果表明,未包含企业动态的模型在低估正向的金融冲击对于中国经济复苏作用的同时,还夸大了其对于通胀上升的效应。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中国产出波动的最主要推动力,金融冲击则次之,但在金融危机期间,逆向的总需求冲击是导致中国产出下行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贝叶斯模型选择检验的结果表明,包含企业动态的模型相对较好地刻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 | 陈利锋 | 2015 |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5: | 8 |
| 19 |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贫困治理视角显示文摘为了厘清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出扶贫效应和投资性支出的增收效应;其次,构建包含两类家庭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揭示财政支出政策治理非李嘉图家庭相对贫困的经济机理;最后,构造'相对贫困指数'以评估财政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扶贫)支出政策具有迅速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是对非李嘉图家庭工资收入存在'挤出'效应;虽然积极的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挤出私人投资,但能有效提升非李嘉图家庭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良好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积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会刺激短期需求、促进就业、拉动总产出增长,从而增加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减少相对贫困,但是,长期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及投资性支出。因此,'精准导向'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 | 缪言 白仲林 尹彦辉 | 2021 | 经济学动态2021,,9: | 7 |
| 20 |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显示文摘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 | 张明源 薛宇择 | 2020 | 南方经济2020,,12: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