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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显示文摘[口乂乂見]公簋为一件在香港私人收藏家处所见青铜盆形腹簋。其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较浅且稍外鼓,略显束颈,圈足较高,直足壁微鼓,双兽首半环形耳的下部有圆角长方形小珥。颈部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均有对称的兽首。兽首两侧各有两涡纹(正、背面共有8个),涡纹与兽首之间饰对称的“立刀形”纹(实际上是龙纹肢体变形),涡纹间夹以顾首龙纹;腹部饰竖条棱纹;圈足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有对称的低平的双“立刀形”突棱,两侧各饰两个对称的勾喙变形夔龙纹(正、背面共有8个);颈与圈足的纹饰带上下均界以凸弦纹。此器口径18、底径13.6、高12、两耳之间宽21.6厘米(图版叁,4)。 | 朱凤瀚 | 2007 | 考古2007，，3： | 73 |
| 2 | 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显示文摘学术界关于西周都城问题的研究争议甚多。借助历史、环境和语言文字的多视角分析,这些问题可以获得科学、合理的答案。西周时期符合当时都城标准的城邑为周、宗周、成周、镐京、郑等五地。周即岐周,为西周王朝的首都,最为稳定的祭祀、政治、军事中心,拥有规模最大、名目最多的祭祀、政治、军事性设施。宗周即丰(邑),是王朝重要的政治、祭祀、军事中心,属于行政性陪都,其位置在今陕西户县秦渡镇左近。成周即雒(邑),拥有较强的政治、祭祀、军事功能,是统治东方的基地,亦属行政性陪都。镐(京)即(京),位于辟雍湖滨,具有居住、宴饮、渔猎、娱乐、教育及政治、祭祀等多方面功能,为西周早期的游憩性陪都。郑(西郑)即槐里,是穆王建立的新都,具有居住、渔猎、游赏及一定的政治、祭祀、军事功能,属于西周中后期的游憩性陪都,其位置在今陕西兴平东南。所谓'京师',含义等同于'周师'、'王师',不具有都城意义。这些新认识能够解释西周都城研究过程中的不少谜团、矛盾、歧异与错误,对于西周历史、环境研究和都城考古的推进乃至昆明池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周宏伟 | 2014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29，1： | 15 |
| 3 | 成周城析论显示文摘关于成周城的营建、位置、历史沿革、成周与王城的关系等诸问题,虽然有了一些趋同性认识,但争议依然存在。本文从文献出发,整合考古资料和金文资料,对成周城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涉及学界关注的西周若干重要史实。认为西周时期的洛邑即成周,周初周公营建的成周位于瀍河两岸,该城废弃于西周晚期。继之而起的是建于狄泉一带的西周晚期成周,该城即东周时期敬王东迁的东周成周。西周没有所谓'王城',王城建于春秋初年,是平王东迁雒邑所都之地,即今涧河两岸的东周王城。 | 徐昭峰 | 2016 | 考古与文物2016，，3： | 10 |
| 4 | 论西周晚期成周的位置及营建背景显示文摘一、问题的提出《尚书·召诰》、《尚书·洛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逸周书·作雒解》、《史记·周本纪》等早期文献都记载了西周初年在洛阳盆地营建洛邑或成周的事件,何尊阳等西周早期金文已经记载成周,说明周仞确实存在营建成周之事。李民先生在1982年提出西周的成周和洛邑是一回事。叶万松等先生在1984年通过考察洛阳盆地西周时期的考古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把“洛邑城址”的位置指向洛河北岸的“渡河之滨”,初步提出周初营建的洛邑和成周为一城。 | 侯卫东 | 2016 | 考古2016，，6： | 9 |
| 5 | 武王伐纣史实补考显示文摘武王伐纣的史实,在《世俘》所载之外,至少还有两项内容: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二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前者见于《商誓》、史墙盘等,后者见于天亡簋、《度邑》等。武王迁殷遗民于西土,是为了利用其文化优势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是为了以太室为重心经营东方。二者都完成于武王伐纣过程之中,因此都是武王伐纣史实的组成部分。 | 张怀通 | 2010 | 中国史研究2010，，4： | 6 |
| 6 | 穆公簋盖所记周穆王大蒐事考显示文摘西周穆王时期的穆公簋盖,因其铭文中个别字词的误释误解,导致盖铭所记事件性质不明。本文释铭文首句的地名为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一个著名田猎地;又结合对铭文'商师'、'周'两地的考证,并与商代铜器宰甫卣铭文相关史实进行比较,判定穆公簋盖铭所记的乃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次大蒐活动,从而为研究西周时代大蒐礼和周穆王游行之事发掘了一份珍贵史料。 | 郭永秉 | 2012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4，5： | 5 |
| 7 | 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显示文摘2003年初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单氏家族青铜器窖藏的发现,曾经在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其中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组逑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时期纪年最高的铜器,而逑盘铭文则明确记载其父“弊叔”曾辅佐“剌(厉)王”,那么器主单逑应主要活动于宣王时期。因此,该窖藏铜器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宣王后期标准器, | 韩巍 | 2009 | 文物2009，，1： | 4 |
| 8 | 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兼论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显示文摘终殷周二代,'中'观念内涵传承者有三:一是'中央——四方'的统治模式;二是'居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三是'中轴对称'的建筑原则。变革者亦有二:一是刑罚适中原则;二是治国以中正之道。从观念史的视角来看,'中'观念在殷周时期生成演变的轨迹并未表现为王国维所言的'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断裂式的变革,而是表现为传承与变革融为一体。传承使'中'观念源远流长,变革使'中'观念内涵日益丰富。先秦儒家'中道'观,正是在'中'观念传承与变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考察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不仅有助于厘清先秦儒家'中道'观的思想来源,还有利于从观念史的视角来探究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 | 邓国军 | 2018 | 古代文明2018，12，1： | 4 |
| 9 |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显示文摘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 张利军 | 2021 | 古代文明2021，15，2： | 3 |
| 10 | “德”之字义探源显示文摘“德”字并非始于西周,其初义亦非道德。甲骨文中的“■”,乃德之本字,约在周成王时,增以“心”部,遂成后世流行之“德”字。德之初义为“目视典而行”,这是一意义性的表达,并无确切所指。欲察详细意涵,需在其所处的特定语境中进行。在具体使用时,以词性来分,德又包括两种情形:一为动词,表示依典开展的循行察视,至西周时,该意不再使用;二为名词,指依典而为,即某些具体的为政手段。后世之德,即承自此意并作了进一步的延展,以至演变为传统中国的核心政治观之一。概言之,德在商代虽字义多变,但多是对其初义的具体化,且均与政事相关,而与道德伦理无涉。此外,周人虽对德有创新之功,然无论是德之字形还是字义均继承于商,过分拔高周人对德的独创性,有违史实。 | 李培健 | 2022 | 武陵学刊2022，47，2： | 3 |
| 11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研究述评显示文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周公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异彩纷呈。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一直成为学者于周公研究当中一个难以绕过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近30多年来,学者们对这个关键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不断扩展和深入,可谓百家争鸣、盛况空前。从学术史角度比较全面地总结和评述这方面已有的学术成果,对今后周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吕庙军 | 2011 | 高校社科动态2011，，6： | 3 |
| 12 | 中国古代都城城墙建筑技术的考古学观察——以古都洛阳城为例显示文摘文章以古都洛阳为视角,从城墙建筑技术的角度剖析了古代都城的筑城技术。洛阳作为中国古都建都筑城实践始于二里头遗址,从三代肇始期的都城,经由汉魏发展期的都城,至于隋唐转折期的都城,洛阳都城的演变体现了上古至中古时期中国都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城墙的建筑技术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筑城技术的历时性演变特征,在中国古都中具有重要地位。 | 郭荣臻 | 2016 | 史志学刊2016，，6： | 3 |
| 13 | 从战国楚简看“周公摄政无纪年”——兼谈上博八《成王既邦》简1释读显示文摘在新见出土的战国楚国竹简文献中,多处出现与西周周公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在战国楚国时期的人心里,西周周公摄政是代行成王的权力,不是自己称王,而是辅佐成王,且不存在'周公纪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中《成王既邦》篇1'成王既邦周公二年'中的'邦'当理解为'继承王位'之意,'周公二年'指的是周公辅佐成王的第二年,即周公摄政的第二年。 | 曲冰 | 2013 | 学术交流2013，，11： | 2 |
| 14 | 从《洛诰》、《召诰》看周初营建——兼论王城与成周问题显示文摘文献记载周初营建共有3次:武王克商后,在今瀍河西岸营建周;周公摄政期间,在今瀍河东岸营建新邑洛,用以安置殷移民;成王元祀,在汉魏洛阳故城处营成周作为东都。王城是周之内城,乃宗庙宫寝所在,西周既已存在,不名王城而称王。周平王东迁于洛邑而非他处。周考王封其弟于郏,后称西周,即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东周王城遗址。因成周遭受洪水侵袭,周赧王徙都西周。 | 吴伟 | 2012 | 殷都学刊2012，33，4： | 2 |
| 15 | 洛阳学建立的基本依据显示文摘国内地方学目前的追求主要不在于是否被纳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方面,而在于如何做好历史继承性、发掘更多的地方资源、体现好独有的地域性特点诸方面。地方学首先应当看作是学人们研究意向和行为的集合,把握好自身的研究对象,努力揭示这一对象具有的学术和(或)应用价值及历史和(或)当代影响,客观诠释周边地区对于本区域的意义。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建立洛阳学的主张,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影响所至,国内学人应顺势而起,加强研究,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地方学研究能否不断推进,与学人们是否具备可以摈弃地域成见、增加地域互信的品质关系密切。 | 侯甬坚 | 2018 | 中州学刊2018，，6： | 2 |
| 16 | 先秦时期周公形象的演变显示文摘周公的形象在先秦时期可分为就青铜器铭文、史书类文献和子书类文献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不同类型文献有着不同的著述特点。周公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并被后来的诸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演绎和利用,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周公从历史事件的形象逐渐演变为圣人,乃至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其形象经过后世诸子不断的演绎变得日益抽象。形象不断变化的背后则是不同的书写目的和诸子不同的价值判断。 | 郭晨晖 | 2017 | 史学集刊2017，，2： | 2 |
| 17 | 周初“天命观”的理论范式及其深化——从“命定秩序”到“人文主体”显示文摘周初的'天命观'由武王时期强调天命的绝对权威和'天命'的变易发展到周公以道德为核心的成熟'天命观',说明作为周政权主导观念的'天命观'具有应时而变和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这同时也体现了周初政权对'天命'命定秩序的敬畏和依赖。'天命观'的发展始终适应时代要求,成康之后,为巩固政权和塑造政权的合法性,'天命观'又进一步发展出居天下之中而得天下的'受命观'。伴随着大一统华夏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华夏'观念的发展,周代'天命观'也与之相结合并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宽和创新,进而形成了四海为一统的'天下观',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人文基石。 | 李双芬 | 2017 |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1： | 2 |
| 18 | 从甲金文说“中·或·域·国·國”与“中国”显示文摘该文试图将传统文献《尚书·周书》《诗经》结合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如122字的'何尊■'铭文(约公元前1038年)、187字的'令彝■、铭文'(约公元前1002年),加以诠释,探讨远古'中■'与'国(或)■'逐步演变的真相。作者认为,'中、或、域、國、国'系列字的衍生阶段,千年内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殷商时期;(2)西周时期;(3)春秋时期;(4)战国至秦汉时期。《诗经·大雅》中,有三篇反复提到'中国',它们再次验证,三千年前西周王朝已经使用'中国'的概念。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在'中国'文明地区不断扩展;青铜器及其铭文是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春秋战国以后,秦、楚、吴、越等国逐渐脱离蛮夷身份,与中原文化不断交流、融合,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是中国文明扩展的充分证据。在东周列国争霸过程中,中国文明不断传播、壮大。这为秦汉统一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 陈明远 | 2016 | 社会科学论坛2016，，5： | 2 |
| 19 | 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显示文摘周初金文记载的王室祭祖活动大多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周人礼制中的常祀。天亡簋、何尊等铭文记录了周初王室的重要宗庙祭祖活动。这些活动服务于周武王、成王及周公的特定政治目的。天亡簋记载的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会同三方诸侯在宗庙祭祀周文王,是为了宣传文王受命,宣示周政权的正统性,统合各方诸侯,确立新的天下政治秩序。何尊记载周成王和周公模仿周武王举行祭祖活动,在新邑的宗庙祭祀文王、武王,是为了完成武王遗志,确立成周的都城地位。这些王室祭祖活动在西周的政权巩固和新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礼制存在广阔的内涵空间和多样的历史形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呈现出礼制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也反映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独特面向。 | 邹家兴 | 2019 | 史学月刊2019，，8： | 2 |
| 20 | 从康乾时期的乐制更作看清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显示文摘在我国的儒教传承中,'礼'和'乐'是相辅相成的两翼,礼乐制度的发展反映了儒家教化的深入程度。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推行的乐制更作是礼乐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康熙朝的乐制更作侧重于理论建构,康熙帝本人亲自阐发了十四律新说,在此基础上主导编撰了乐理和乐律上的集大成作《律吕正义》;乾隆朝的乐制更作侧重于制度建设,在词章、考据、以及乐舞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等各方面对康熙朝做了许多有益的补充。康乾两朝乐舞制度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这一时期得以与汉、唐并列为我国王朝时期盛世的重要原因。 | 范晓敏 | 2013 |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3，32，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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